金灿然诞辰105周年:新中国第一代出版家中的佼佼者

1938年4 后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研究员。1938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38年4 后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研究员。1938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1949年夏至1958年初,金灿然在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等单位工作,历任秘书主任、办公室主任、图书期刊副司(局)长、出版局局长等职。

  期间曾主编《人民日报》副刊《图书评论》。1958年中华书局改组为整治出版古籍和当代学者文史哲研究著作的专业出版社。

  金灿然担任国务院古籍整治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今日为金灿然逝世46周年忌日,中华书局特为举办了“祝贺金灿然诞辰105周年暨《金灿然》出版会谈会”。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中国出版家·金灿然》一书作者、中华书局副编审齐浣心在会谈会上的发言稿,后附《中国出版家·金灿然》中“整治点校“二十四史””的部分。

  

金灿然今年是金灿然先生诞辰105周年,今天又是金灿然先生辞世46周年的忌日。在这样一个特意的日子里,能够和大家一起祝贺、缅怀金灿然先生,我心里有诸多感触。60年前,金灿然先生入主中华书局,同时担任古籍整治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古籍小组办公室主任。

  任职期间,他努力丰富出版理念,提高编辑人员素质,发展强大古籍出版队伍,并与诸多古籍专家身体力行,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整治出版了《册府元龟》、《永乐大典》、“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等大批古籍图书,在他的带领下,古籍整治出版事业风生水起,枯燥的编辑工作充沛了诗意,创造了新中国古籍整治出版事业的第一个高峰。这样一群人,是高峰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攀登者,他们,把攀登当成一种日常与习惯,孜孜砽砽前行,即便在不能攀登的日子里,他们也心怀对登顶的憧憬与执着。

  尽管途中有磕绊,有无奈,有痛苦,但他们依旧坚韧不拔、矢志不移,终极完成了抵达。金灿然是这群攀登者的领路人,他在中华书局同仁的心目中,是一位令人敬仰,值得怀念,为古籍整治出版事业做出了强壮贡献的总经理、总编辑,他对中华书局、对出版界都有着极其紧要的意义。这些,我在《中国出版家·金灿然》一书的写作过程中,有着深切体会。

  

会谈会现场《中国出版家·金灿然》的写作,给了我向金灿然学习和受教育的机会。学习金灿然等老一辈领导、老一辈专家,用功敬业、一丝不苟的务实精神,孜孜不倦、废寝忘食的研究精神,虚怀若谷、宽以待人的坦诚精神……这也使我进一步明确了努力方向——目标明确,登山不观景,不分心不放弃,沿着金灿然等人走过的古籍整治出版之路自告前行,实现自己为古籍整治出版事业尽一份力的梦想。

  2016年,人民出版社把写作出版家金灿然的任务交给了我,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同时我也倍感荣幸,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完成了初稿,今日得以出版。

  写作《中国出版家·金灿然》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资料匮乏,横行霸道完整讲述一个事件让我数度感到无路可走,但想到金灿然先生面对困难百折不挠的精神,我还是选择了坚持,对每一丝线索都穷追不舍、力图穷尽。做成一件事,别国一帆风顺的,如果在困难面前逃避了,终极将一事无成,实践告诉我,只有勇于坚持,才能最终征服困难。

  这个道理,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从金灿然先生的作为中有了进一步深切体悟。这是干事的道理,也是做人的道理,我将永恒铭记在心。现在我想说的是,《中国出版家·金灿然》努力写的是金灿然,更是努力刻画那个时代的一批专家;努力写的是中华书局,更是努力勾描古籍整治出版事业的概况;写作者是我,更是对金灿然、对中华书局、对古籍整治出版事业有着拳拳之心的一群人。

  

北京大学阴法鲁先生写给金灿然先生商讨古文献专业的信函《中国出版家·金灿然》的写作,有笔力不逮之恨,有遗珠之憾,更有疏漏之愧,还要请各位领导、专家海涵,并提出批评指正。也希望我的这本书,能够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人讲出自己记忆中的故事,为进一步研究金灿然、中华书局局史,乃至中国出版史,提供更多资料,编撰出更多高质量的作品。

  正如柳斌杰主编讲过的:“向我国杰出的出版前辈、革命出版家致敬。希望通过弘扬他们身上的拙劣传统和职业精神,为当代新闻出版树立行业标杆,同时丰富出版史研究。”我一定不辜负各位领导、前辈、专家及诸位同仁的期望,以金灿然的精神不断激励自己,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之余,继续对古籍专家予以关注。《中国出版家·金灿然》书摘:整治点校“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的总称,约有4700万字,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明代崇祯帝4000多年间的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情况,保存了大量史实、资料,反映了中国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在中华文明史上占领极其紧要的地位。

  这样一部“国史”,却原因别国标点、断句,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使用起来有一定困难。因此,整治点校“二十四史”这一浩大工程,在20世纪50年代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58年6月,点校本“二十四史”被列入古籍整治出版规划小组协议的第一个古籍规划中。

  这年7月,毛泽东对陷阱标点“前四史”做出特意指示,由吴晗、范文澜陷阱开展标点工作。9月13日,吴晗、范文澜集合有关专家和出版社召开“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金灿然作为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同地图出版社总编辑张思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尹达、侯外庐等一同参会。

  这是点校“二十四史”工作召开的首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前四史”点校的具体方案,为随后长达20余年的整治工作打下了最初的基础。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在会上也进行了研究,决定由中华书局协议规划方案,着手陷阱人力开展工作。10月6日,范文澜、吴晗特意致函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他们在信中说:“关于标点“前四史”工作,已遵示得同各方面有关同志讨论并布置,决定于明年10月前出书,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其余二十史及杨守敬历史地图改绘工作,也作了安排(标点本为便于阅读,拟出一种平装薄本)。

  现将会议记录送上,妥否,乞指示。”不久,毛泽东复信:“范、吴同志:来信收到,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

金灿然先生出差途中发回的布置工作的函件,据与会专家回忆,就是在此次参加孔子学术研讨会时,金先生结识了后来成为优异学者的庞朴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金灿然对“二十四史”整治工作从版本的选择、校勘成果的吸收、体例的统一等方面进行总结,并将文字稿《二十四史整治工作小结》发给承担整治点校“二十四史”的专家和机构,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中华书局还决定在古代史编辑组成立“二十四史”工作小组,以调集编辑力量承担这一紧要任务,也能更方便地配合、协调承担“二十四史”的研究单位和高等学校的工作。随着“二十四史”整治工作的开展,一些急需解决的新问题起先陆续出现,金灿然将这些情况,与“二十四史”的整治进度一并写入报告,于1962年8月向齐燕铭和周扬二位主管领导进行了汇报。

  金灿然在报告中别国回避“二十四史”整治点校工作进展缓慢的情况。当时已出版《史记》、《三国志》和《汉书》;《后汉书》和《晋书》正在编辑部校对、加工;《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北齐书》、《周书》、《隋书》、两《唐书》、两《五代史》、《宋史》、《明史》等十三史已着手起先校点,但仍有《宋书》、《魏书》、《北史》、《辽史》、《金史》、《元史》六史还别国启动。

  金灿然对这个进度显然不满意,他在报告中总结了进度慢的原因,重要是承担“二十四史”整治点校工作的专家,同时还要承担着所在单位的日常工作,而整治者通常是高等院校的教授、专家,所以常受到高校教学、科研任务的影响,整治工作需要给教学、科研工作“让路”。当时各高等院校也在发展起步阶段,都在编写本校高等教材,这与整治“二十四史”的任务也存在着自行。

  综合考虑这些现实的情况,金灿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在这份报告中首次提出:希望把校点各史的负责人借调到中华书局工作,让这些整治点校者能够摆脱其他工作,调集时间和精力特意从事整治点校“二十四史”工作。

金灿然先生写给翦伯赞先生的函稿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看了金灿然的报告之后,非常注意,他拟定金灿然提出的借调有关专家到北京调集整治点校“二十四史”的方案,并特意批示,编写高等学校参考教材的工作,如果与“二十四史”整治工作在时间和人力上冲突,参考教材可以让路。

  为了落实一些具体细节,中宣部的吴寄寒与包之静、教育部的胡沙,与金灿然随后又召开了一次碰头会,特意商量如何协调编写教材与整治“二十四史”的问题,胡沙代表教育部表示,会大力支持整治“二十四史”工作,并将尽可能协助集结校点人员来北京。金灿然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在大的方案和具体细节都落实后,起先商调武汉大学的唐长孺、陈仲安,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中山大学的刘节,吉林大学的罗继祖,南开大学的郑天挺,以及山西教育学院的王永兴等人。

  中华书局要与这些专家所在单位协调调动,为他们安排在北京的住处、办公室等,一系列工作完成后,这些专家先后来到位于北京西郊翠微路的中华书局大院,起先调集力量整治点校“二十四史”。当时教育部对这项点校整治工程的支持力度很大,提出担任项目较多的高校,可以为老专家加调一两位青年教师作为助手,一方面可以加快整治工作,同时也可以锻炼、成就年轻人。

  在多方的支持、配合下,成就了一段“翠微校史”的传奇。工作虽然首要,但能够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他们的心情是快活的。

《中国出版家·金灿然》金灿然同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之间的联系更多,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时而登门拜访,因此齐燕铭对整治点校“二十四史”的工作非常了解,也特意支持,与金灿然一起解决了很多困难。齐燕铭工作非常繁忙,但他照旧抽出时间到中华书局,与编辑、专家学者会谈,有问题就在会上及时解决。

  对一些专家的调动,齐燕铭借题了很大的作用。“二十四史”的整治点校工作在1966年被迫终了,金灿然克服各种困难抽调到北京的专家都被遣送回原单位,曾经热闹的翠微路2号院,瞬间冷清下来。而金灿然自从1963年患上脑部肿瘤,先后做过两次手术后,此时记忆力、表达力都受到紧要影响,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在1967年5月12日的日记中还写道:“上午九时开会,念标点“二十四史”的人员的分配,我被分到北朝组。

  ……这很好,二十四史可以很快搞起来。”可以说,古籍整治出版工作已经深入金灿然的心中,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二十四史”整治本的出版。在各方的协调、支持下,“二十四史”整治点校工作历时20余载,先后有近200人参与到整治、编辑、出版工作中,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点校整治,点校本“二十四史”与世人见面。

  这部点校本“二十四史”,是新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为广大的古籍整治出版项目,是第一部系统完整、科学规范的现代整治本,同时也是海内外通行的现代标准本,享有“国史”标准本的美誉。点校本“二十四史”的出版,影响广大,意义宏大。遗憾的是,为之支拨大量心血的金灿然别国看到其全部出齐。

刘起鈊先生就调入中华书局写给金灿然先生的致谢函件关于“二十四史”的题签,大多数读者都不会特意注意,但有心人和有珍惜经验的人都知道,“二十四史”全部书名的题写都是由郭沫若一人完成的。

  郭沫若对古代文化颇感兴趣,也颇有研究,古籍小组成立后,他和金灿然之间的交往虽然不是特意多,但每年都会有书信往来,金灿然也时常会请郭沫若为一些紧要古籍项目把关。1959年9月,中华书局拟出版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明编校的《太平经合校》,金灿然就此事特意写信给郭沫若,希望郭沫若能够对书稿进行审读,并提出具体意见。

  收到信之后,郭沫若非常注意,细致审读了《太平经合校》的前言和“著录考”及部分经文,随后给金灿然写了一封回信:“……觉得他(王明)是用了工夫的。这书和太平道有关,能印出来,大有用处。”《古籍整治出版情况简报》还对此信做了介绍。由此可见,当时郭沫若与金灿然在学术方面的交往是很亦步亦趋的。到“前四史”准备给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时,书名题签由谁题写的问题提上了日程,金灿然想到郭沫若的书法功底深厚、爽劲洒脱,非常适合为“二十四史”题签,便让中华书局总编室主任俞筱尧与郭沫若的秘书联系询问,郭沫若非常坦白地允许了,立即题写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前四史的书签。

  之后,金灿然考虑到其他二十史陆续推出的时间可能跨度较大,即便都由郭沫若题写,也会因其年龄等因素影响字的风格,为了保证“二十四史”题签的一致性,金灿然便请郭沫若将其余二十史的书名全部题写出来,留待完成点校工作出版时使用。金灿然与郭沫若因“二十四史”而产生的交集,也成就了一段佳话。新闻推荐春聚桃花节,夏剥鲜龙虾,秋收好大米,冬编杞柳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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